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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稳,少不了律师

2019-12-04 17:21:1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核心提示:实际上,自2011年起,中国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(因律协对敏感的定义宽泛,多数拆迁、刑辩案件都可能成为敏感案件),开始“抱团取暖”。

● 一些地方的领导,在处理敏感性案件时,发现当事群众聘请了律师为代理人,就认为代理律师是 洪水猛兽 ,一定会同政府对着干,这其实是一个误区。

● 现在有些政府官员见识短浅,只看见眼前的利害得失,不明白律师实际上是维稳的重要力量。

律师团、死磕律师

4月8日,全国律协行政法委员会执委、著名拆迁律师王才亮在人大律师学院做讲座,主题是律师如何办理敏感性案件。

可以说,这无疑是一个能在近期迅速抓住公众眼球的话题:4月 日,北京律师王全璋在江苏靖江法院出庭辩护时,因其 违反庭审纪律、扰乱法庭秩序 被拘留。

为此,律师界群情汹涌,甚至组团到靖江示威抗议,舆论压力之下,法院于第二日凌晨,匆匆放人。

这并非类似事件的第一起。实际上,自2011年起,中国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(因律协对敏感的定义宽泛,多数拆迁、刑辩案件都可能成为敏感案件),开始 抱团取暖 。

这一年4月,朱明勇、张凯、李金星等12名律师,赶赴江苏常熟,为6名打工青年辩护。律师们认为,被告人是正当防卫,一审定聚众斗殴罪于法无据。

2011年6月,律师陈光武、朱明勇、周泽、迟夙生、杨金柱、杨名跨、徐天明、王兴等集结广西北海, 营救 被抓的4名律师。这便是业界闻名的 北海律师案 的发端。

9月,律师周泽公开寻求全国同行,一起为贵阳打黑系列案件被告人辩护,近百名律师响应。迟夙生、斯伟江也加入其中。周泽说,当事人的委托书一份接一份递上去,贵阳司法机关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这一年,一个又一个的 律师团 ,似乎正在起作用。虽然中国法律规定,一名被告人只能聘请两名律师,但是对顾问团没有限制。

到2012年时,北海律师案 律师团 改名 死磕律师 (其实是律师自嘲):死磕每一个具体案件的每一个细节,以维护法治公平、正义。
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、法学博士兰荣杰也关注到这一现象,他称,这种直接叫板法庭的辩护,律师常以 死磕 自嘲,司法界有高层人士却不惜以 无良律师闹庭 称之。

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,缘何有了如此的转变:先是 律师团 ,继而 死磕律师 ,不少律师,包括王全章律师,甚至因 死磕 ,自身也进入了舆论漩涡。

在课程讲座里,王才亮也是以王全章律师为例,他提及,王全章案,因王提前恢复自由,而告一段落。但现实中,类似事件仍有发生的可能。

王才亮将更多原因归结于少部分地方司法部门。 不让办,不敢办,不会办,不应成为敏感性案件中,律师服务的拦路虎。 他说。

限制了律师的手足

7年前,也是王才亮,代表律师第一次谈到了敏感案件如何办理。

当时,全国律师协会颁布的《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》(以下简称意见),刚刚印发至地方各级律协,以及各律师事务所。

根据该意见,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后,应通过正当渠道,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情况,发现有可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的问题和苗头,应立即报告司法行政主管机关。

王才亮称,他曾参与起草该意见。意见发布后,他表示,律师受理群体性案件和就案件向公众表达意见的权利,在意见中得到了保证,这无疑有利于弱势群体合法利益的维护,有利于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此外,意见中,规定了沟通和报告制度,这也是符合中国目前国情的,虽然添加了承办律师的义务,但从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,还是恰当的。 当时,王才亮如此表态。

不过,在当时,也有律师认为,意见出台,限制了律师的手足。 意见出台后,近年来,最明显的感觉是,群体性事件被夸大,以前10个人以上是群体性事件,现在委托人达到 个人以上,就可能确定为群体性事件。 刑辩律师朱明勇称。

朱明勇所说的情况,在各地司法局、律协纷纷出台的相关细则中,得到了印证:细则不再只是指导群体性案件的办理了,而是将敏感案件的概念,也拉入了进来。

王才亮介绍,在各地出台的细则中,敏感性案件的范围包括,重大刑事案件,群众反映强烈、社会关注度高的刑事、民事案件,难以调和的民告官行政案件等。其特征是,矛盾易激化,处理不当,直接影响社会稳定。

自意见及各地细则出台以来,业内人士围绕该意见的争论,就没有间断。不过,根据法制网的报道,不少律师并未因反映、报告环节,受到压力,而不能代理案子,上报只是一个形式,对律师办案的真正阻力,其实是体现在办案过程中。

报道称,意见中规定律协以及司法行政部门,有权了解并监督律师办案情况,这给律师独立办案留下了隐患。 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少部分地方政府,会通过走动关系,促使律师主管部门 施压 于律师,为律师办案设置障碍,或者强令律师退出案件。 不少律师如此表示。

律师是维稳的重要力量

行政法律师袁裕来曾用三句话,概括过律师代理民告官类敏感案件的困境。

在他看来,其一是,少部分地方司法行政系统,往往会阻扰律师办案。 行政系统的伦理,是上下一体化,上命下从,眼看着律师跟自己作对,政府怎么可能不命令司法系统阻扰律师?

其二是,部分地方法院,似乎也不敢依法裁判,原因是法院的人、财、物,受制于政府。第三点,或也是最致命的一点,当事人不信任律师。

基于前两点,律师代理敏感案件,随时可能受到少数地方政府的阻扰。而部分法院呢,应该胜诉的案件,却总是不敢依法裁判,老百姓不相信律师就是正常的了,相信律师才是不正常的。 他说。

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也指出,正是制度上的这些缺陷,严重影响到律师的正常执业,也变相地促使部分敏感案件,最终发展成为极端性案件。
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君则认为,其实,党政机关、律师主管部门,要给予律师参与敏感维权尽可能的支持,律师不介入,更容易使矛盾激化。 现在有些政府官员见识短浅,只看见眼前的利害得失,不明白律师实际上是维稳的重要力量。 他说。

王才亮则向本报表示,一些地方的领导,在处理敏感性案件时,发现当事群众聘请了律师为代理人,就认为代理律师是 洪水猛兽 ,一定会同政府对着干,这其实是一个误区。

他说,律师不仅有专业的法律知识,还有在执业过程中的相对中立性,这些都直接让律师在社会成员中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亲和力。实践中,有律师代理的敏感性事件,比无律师代理的更易于解决,这彰显律师办理敏感性案件的必要性。

不过,王才亮也认为,现行阶段,律师应当尊重律师参与敏感性案件处理的限制,比如报告备案制度、业务监督指导制度,以及异地代理敏感性及群体性案件监督制度。

王才亮也强调一点,律师队伍中的确存在极个别律师不遵守职业道德,做出有悖于律师职业修养的事情,这属于极少数,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。

值得关注的是,近年来,司法部对于律师代理群体性案件也给予了极大重视。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多次在会议上提出,要进一步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,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案件的指导工作。

要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、顾大局、守纪律,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。要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,在坚持不懈地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的同时,进一步提升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水平,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全覆盖。 吴爱英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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